在北京望京西边，一座20多层的公寓楼下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地下室。门口的招牌是红底白字的超市，旁边是一家中介公司的后门，如果没有一个指路的熟人，你肯定不会注意到它。
推开一扇红色铁门，顺着水泥楼梯往下走便能看到一个名叫“鸿雁之家”的地下室，这个不足150平方米的空间正是一些流动在北京的家政工姐妹欢度休息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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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3700万名家政工，在这一群体中，除了少量的月嫂，大部分人的工资远低于城市平均水平。作为一个服务于城市流动人口的社工组织，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于2014年创立，希望以此可以让家政工拥有一个自由活动的空间，同时协助她们处理在城市生活、工作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排练中的家政工们。（摄影/李润筠）
“鸿雁之家”所在的地下室有两间屋子，分别为休息区和活动室。休息区有投影仪和一张长方形桌子，上边放着一台旧式、厚重的笔记本计算机，供家政工姐妹唱卡拉OK时搜索歌曲，有时这里还会举办如何使用手机的活动。里屋则是活动室，由一面大镜子和粉色方块地垫拼接组成，入口处还有一个时而发出嘈杂噪音的厚重音响，家政工姐妹用它播放广场舞乐曲，对着镜子欢快地跳舞，角落里有毯子供她们午休时铺盖。
在过去的一年，鸿雁成立了家政工“身体工作坊”排演身体剧场。作为一种后现代舞蹈形式，身体剧场具有即兴味道，舞者通过身体接触，去摇摆、滚动、拥抱、对望⋯⋯最初，家政女工们觉得这种舞蹈有点怪，但仍有不少人坚持每个周末在活动室里舞动身体。地下室没有窗户和空调，夏天的时候她们依靠一个摇头风扇驱走炎热，冬天的时候会自带一双干净的帆布鞋保暖。
慢慢地，她们似乎也找到了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
最初成立身体工作坊时谁也不知道，这些家政女工会在一年的时间，在专业舞者、《分·身》导演廖书艺的带领下，利用周末的37次排练，从最初笨拙的肢体碰撞，逐渐完善、衍生出一个完整的剧场作品。
2017年、2020年，鸿雁分别举行第一届百手撑家家政工影像计划与艺术节，以及第二届百手撑家家政工音乐与诗歌艺术节。2023年4月8日，第三届百手撑家艺术节开幕，由鸿雁主办的家政工身体呈现与影像艺术节在北京天桥艺术+艺空间举行，历时一年的家政工剧场作品《分·身》在此展演。
用身体筑起一座记忆岛
《分·身》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家政女工的日常生活和劳动场景。高冬梅是山西人，初到雇主家时不习惯普通话的语言环境，雇主用普通话和她沟通，但她始终没有任何回应，因为她以为这是电视发出的声音。
于是，便有了这样一幕对话——“小高，小高，和你说话呢，怎么没有反应？”“怎么没有反应？”⋯⋯“噢，原来你在说话，我以为是电视的声音。”而这个情节，被放在了《分·身》的场景中——大家手牵着手交织在一起，在身体与身体之间的空隙中游走，直到等到小高的回答，大家才能够解开这种纠缠，回到最初的圆圈。
雪芳的家乡在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她来北京做家政工有7年时间，在正式做家政工以前，她做过CAD绘图、排版、PS设计，但是在县城会这些技能并不容易拿到理想的薪资，加之年龄渐长，她有了给孩子买房、娶媳妇的压力，于是来到了北京。
7年前，44岁的雪芳在天镇本地家政公司参加了7天的培训，通过上网搜索到北京富平家政，在那里学习半个月便做起了育儿嫂。雪芳性格内向，在雇主家很少说话，觉得生活在别人眼皮之下难以松弛下来，有时还会感到紧张，生怕说错话惹雇主不高兴。
跳舞是雪芳释放自我的途径之一。“舞蹈对我来说就是释放工作压力，缓解我的紧张。小时候不喜欢跳舞，我在第一届百手撑家艺术节接触了跳舞，发现跳舞很简单。到第二届艺术节，我喜欢上了跳舞。我练舞蹈一般都是在客户家忙完了，晚上11点开始，跟着视频练习二三十分钟，《红枣树》练了三个多月吧，练着练着就记住了。”
雪芳在《分·身》中有一段独舞，她通过自由的舞蹈不断挣脱其余舞者组成的雁群，朝着没有雁群的地方奔去，在一片狭窄的空地上打开自己的肢体尽情地舞蹈，雁群一次又一次地困住雪芳，雪芳一次又一次地挣脱雁群。在跌宕起伏的钢琴乐曲中，雪芳享受舞蹈带来的自由和快乐，舞蹈平等地属于每一个人，至少在这里，不会有雇主24小时的凝视。
雪芳，《分·身》剧照。（摄影/李润筠）
谭启容是雪芳在富平家政结识的姐妹，她们因热爱唱歌、跳舞走到一起。人称“谭姐”的谭启容一开始在富平家政艺术团，后来又跑到打工妹之家，之后来到了鸿雁之家。从2017年到现在，她经常出没在鸿雁组织的大小文艺活动里，同时扮演着“大姐”的角色，其爽朗和热烈的性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谭姐脸上有一块明显的疤痕，是职高刚毕业时留下的印记。她原本的专业是烹饪，一次端锅时的意外踩空导致身体大幅度烧伤，前后昏迷了7天，按照她的话来说，“之前那种想干嘛就能干嘛的感觉就因为那次一下给烫没了”。谭姐结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于是她决心离家出走，从四川到广东，最后到北京干起了家政。
作为城市里的外来劳动者，谭姐她们必须要面对的是与家乡的告别以及与家人不得已的别离。在讨论别离时，有位家政女工说，自己每次离开家返回北京时只能趁着孩子熟睡时离开，或是以出门买菜为由，实则早已买好返京车票。
身为一位女性、一位母亲，告别一直是这些家政女工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在《分·身》中有一段场景便讲述了有关别离的故事——舞者谭姐和舞者雪芳奔跑着相拥，谭姐重复着一句“我要走了”，身体紧紧拥抱着雪芳，当某一时刻谭姐转身离去，雪芳从后面抓住谭姐的身体，谭姐拖动着雪芳沉重地向前走，嘴里还是艰难地吐出一句“我要走了”。在乐曲的尾音彻底消失后，两旁相望的舞者们猛烈又轻柔地相拥在一起。或许她们早已一次次体会过，每每重逢的那刻，其实也开启了下一场别离的倒计时。
因此，不论排练多少次，这一场景都能牵动舞者们的记忆和思绪。鸿雁之家的大部分家政工都是住家保姆，住家保姆与其他职业最大的不同在于需要与雇佣方建立长时间的联系，且需要依靠双方的维护才能使这一关系变得长久稳固。对住家保姆而言，与雇主同住，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束缚，但有时，她们也能感受到温暖。
《分·身》剧照。（摄影/李润筠）
文丽在看“别离”那一段排练时一度流下了眼泪，她想起了曾经在一个雇主家的经历。“有一次我抱着孩子走到墙边，孩子蹬墙我没站稳，膝盖摔到地上流了好多血。孩子下来后看到我的腿流血了，就找他妈说要赶紧把我送去医院。那是疫情开始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后来我回老家了，没有再去他们家做家政。之后我在养老院找了个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孩子的短信说很想我，我就去看他。我站在那，他立刻就把我认出来了，扑进我怀里。我把他抱起来，他立马问我：‘阿姨，你的腿好了吗？’这一问，我的眼泪就出来了。我想，都过了好几个月，孩子依然记得我的腿受伤了。”
对家政女工而言，在照顾别人家庭的时候，她们往往也在想念着自己的家人——看到别人家的娃娃长大，会想起自己的孩子是否睡个好觉；当推着别人家老人的轮椅在公园散步，会想起自己的父母与童年的记忆⋯⋯而这种情感投射以及照顾两个家庭的分身乏术，在《分·身》中也有呈现——一束白色的光射在文丽脸上，所有衣物都叠压在她的双臂上，舞者们急促地围绕着缓缓倒下的文丽，说“她宁愿睡在马路上”“她回不去家了”“她再也回不去了”“大街好冷啊”⋯⋯终于，文丽倒在了地上。
没错，她，她们，何曾不想寻找一个家？
在城市中，距离纯真和自然最近的地方
《分·身》整剧时长一个多小时，有非常多精彩的细节值得品味。比如舞者们将红色的衣物模拟成洗衣机的模样从缓到快旋转，她们汇聚的能量在舞台上形成一个无形但能被感知到的旋风，无休止的劳动就像无休止运作的洗衣机一样，终会有个极限——舞者们在配乐抵达高潮时，将衣物甩出手中，双手依然在无休止地旋转，直至配乐彻底结束。
《分·身》剧照。（摄影/李润筠）
鸿雁志愿者余波是见证该作品从第一次排练到最后一次排练的人之一，只要周末有闲余的时间，她就会去地下室给舞者们拍摄排练花絮和影片。曾经有一位朋友问过她，为什么要在一个不给钱还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事情上耗用如此多时间。
余波说，她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耗费，反而认为鸿雁的排练室是在城市中距离纯真和自然最近的地方。就像廖书艺说的，家政女工的身体是一群与大地联结至深的身体。有一次午休，家政工姐妹们玩弄表演时用的一块红布，将坠入红布上的人抛向空中，在后来的主创对话中有人说，这是她长时间以来最为快乐和释放的瞬间。
《分·身》的最后一幕是，家政女工把衣服折成花朵形状挡在面前，狭窄的空间内，日常与劳动的场景随着哼鸣声起伏。在这一座被她们的双手撑起的岛屿中，她是你，也是我，是一双手的无数个切面，也是无数双手的同一个瞬间，在每一个分身乏术的片刻，她们重复经历着不同又相似的片段，在物质的空间和精神的居所里寻找彼此切换的入口。
当她们从地下室走向舞台，舞者们聚集在舞台中央，依然是白色的灯光径直打在她们的身体上，就像地下室的白炽灯那般无瑕和直接。直至整个剧场一片漆黑，哼鸣依然没有停止——“我是一只鸿雁，我们是一群鸿雁，努力挥动翅膀，飞向更好的明天⋯⋯”